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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缔约制度的适用领域探析
本站原创 2021年11月24日 点击数:

强制缔约是指民事主体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或是指民事主体有义务向相对人发出要约以订立合同。前者为强制承诺,后者为强制要约。强制缔约是20世纪以来私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旨在对民事主体订立契约的自由进行限制的制度。其限制的内容一是当事人是否订立契约的选择权,二是当事人对契约相对人的选择权。强制缔约制度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且往往与民事主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一、强制缔约制度适用的领域

从强制缔约的价值判断,强制缔约应然适用的领域应有如下三种:

(一)相对人对合同的缔结存在民生依赖且缔约义务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缔约义务人在特定时空对特定行业构成垄断或相对垄断,而该行业又关涉相对人的基本民生需求。如在供水、供电、供气、公共运输、邮政、通讯等领域,营业者均需对用户负担强制缔约义务。在这些领取采取强制缔约制度是为保障基本民生,我国民事法律法规对上述情形均作出了相应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八百一十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八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用电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六条规定:“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适用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基于水、气、热力与电对人民生活的同等重要性,《民法典》规定了关于供应水、供用气、供用热力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参照对供电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经邮政管理部门批准,邮政企业不得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前两款规定的业务;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暂时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的,邮政企业应当及时公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上述规定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利益而对缔约义务人是否订立契约及和谁订立契约的自由进行了限制。

(二)医疗救助领域

人民生命健康是最高价值所在,立法有必要和义务对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行业作出的强制缔约的要求,以满足人民对自身可以得到医疗救助的预期,消除人民内心关于自身生命健康的恐惧和担心。医生和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的救治义务即是此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上述规定对负有医疗救助义务的特定的机构和个人课以强制承诺的义务,只要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向医疗机构或执业医师提出救助请求,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不得拒绝。此规定对拯救生命、恢复健康有重要意义。《人民司法案例》2015年第10期刊登了一个案例,2012年张某(丧偶)病危,其子女李甲、李乙将其送至重庆某医院住院治疗。虽然张某缺乏支付医疗费用的经济能力,但是因张某的病情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救治,医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对其进行了救治。后张某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且其子女李甲、李乙拒绝支付医疗费,医院遂将李甲、李乙诉至法院。经审理,法院认为:医院虽明知可能可能无人支付医疗费,但基于法律规定并不能停止治疗,随着治疗持续进行,医疗费必然持续产生,因此,本案医疗费持续产生具有合理性,应受保护,最终判决李甲和李乙承担责任。此案虽然属债权纠纷,但其实质内涵能反映出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危的情形下履行了紧急救助义务,挽救生命。

(三)推行公共政策的需要

国家为了推行公共政策不得不对从事某些行业的民事主体缔约自由进行限制。此类公共政策一般可分为如下四个类型:

1、关乎公共安全

我国相关立法主要表现为强制保险制度,最为典型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2006年7月1日开始施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上述规定对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课以发出订立合同邀约的义务,对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课以强制承诺的义务。该规定的出台为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者得到及时救济提供了保障,同时减轻了侵权者的经济负担,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此之外,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均对从事危险行业的企业为职工购买强制保险作出的了规定。之后的立法修改以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代替了强制保险。

2、关乎义务教育

国家为保障全民的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实施全民教育为世界各国所认可。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对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和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课以强制缔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该法第十二条第一、第二款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国家并未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强制适龄儿童入学,而是通过强制缔约制度要求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与学校订立契约,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与学校之间是平等合同相对人,法律对学生住宿条件、餐饮条件及费用收取留下了自由协商的空间。

3、为维护财产的稳定有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

具体表现为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其立法目的并非为了对承租人这类特定的主体进行保护,而是为提高租赁房屋的利用效率。立法对出租人缔约的自由进行了必要限制即同等条件下缔约对象为承租人。但是对出租人与第三人的缔约自由并未通过法律规定,因此实践中经常出现争议。经过实践对立法的检验,《民法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进行整合、修改,作出了新的规定。《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但是,房屋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八条规定:“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或者有其他妨害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情形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出租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既赋予了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又对出租人和第三人的意思自治予以充分保障。

4、对弱者救济

公司并购中一定条件下收购人的强制缔约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第87条规定:“收购要约的期限届满,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数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90%以上的,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 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可见, 《证券法》规定一定条件下收购人的强制缔约义务, 是为了使中小股东有机会脱离已落入收购人控制的目标公司。维护作为权利弱势一方的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二、强制缔约适用的特殊时期

(一)特殊时期强制缔约的适用领域范围广泛

强制缔约是对私法自由的限制,是对私法自由范围的限缩,在一般情形下,适用强制缔约规则应十分的谨慎,在适用领域的选择上应有必要限制,能通过市场自由调节的领域尽量不选择强制缔约。但是从《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来看,法律并没有对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适用强制缔约的范围进行规定,即在特殊情形下,国家可以对从事不特定的领域的民事主体课以强制缔约义务。支持特殊时期强制缔约适用领域不受限制的原因是特殊时期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公共秩序,生态环境等领域均存在受到巨大损失和破坏的风险,其紧迫性决定非采取特殊手段不足以迅速补救。例如疫情防控期间对生产、加工、销售口罩、呼吸机、防护服、消毒用品的企业和个人加以强制缔约义务是紧急而必要的,但是生产此三类物资的行业均不属于一般情况下应然适用强制缔约的行业,即在非特殊时期,此类企业和个人均能充分的实现其意思自治。再如严重自然灾害时期需要订购运往灾区的帐篷、被褥等生活用品同样不属于一般情况下应然适用强制缔约的行业。

(二)特殊时期强制缔约尚需完善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该条款前半段指称的“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并不明确。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订货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已废止)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订货是由国家委托有关部门、单位,或组织用户直接向生产企业进行采购取得重要物资的一种订货方式,主要用于满足国家储备、调控市场、国防军工、重点建设以及救灾等其它特殊需要。”据此“国家订货任务”可参照理解。然而“指令性任务”是否等同于行政命令,尚需进一步解释。该条款后半段“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属于引致条款,将具体规定引致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四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与第三款规定的要约义务人应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承诺义务人不得拒绝合理要约。但缺少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的要约、承诺义务的主体。故《民法典》四百九十四条尚需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来配合,方能达到效果。

三、强制缔约对契约自由限制的边界

(一)采取强制缔约应在国家“不能忍受”时作出
笔者认为在订立契约时应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只有在充分意思自治的情况下出现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局面时才应引入强制缔约。如基本民生的领域不采取强制缔约则危及人民的生活需求;医疗救助领域不采取强制缔约则不能完成救助生命挽回健康的需要;在推行公共政策时不采取强制缔约则治理目标无法顺利实现;在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时期不采取强制缔约则不能满足紧急处置之需。除此之外应当谨慎的适用强制缔约。必须承认,国家理性并非是绝对的,面对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社会,立法者未必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通过强制性规范的大量设立来型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企图, 注定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处处碰壁。为了实现对秩序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忽视自治和自由价值的做法, 无异于缘木求鱼。国家应当被动的等待民事主体在意思自治下的行为触及了公共利益的界限而及时的规制,以免出现对民事主体过度强制。

(二)对契约自由的强制限度应以民法“可以容忍”为限
强制缔约虽然对民事主体订立契约的自由加以限制,但是要为民事主体留下意思自治的空间,否则强制缔约将等同于命令契约。命令契约不以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基础,已经背离契约的真正意义,而不能为民法所忍受。笔者认为,强制缔约原则上仅可以对民事主体是否订立契约及与谁订立契约进行强制,而不可对订立契约的内容进行强制。这样的强制限度完全可以达到设立强制缔约制度的目的。以供用电人的强制缔约义务为例,《民法典》六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用电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此规定仅对供电人是否订立契约及与谁订立契约进行强制,即达到了对相对人民生需求的满足。关于电的价格可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来确定,电费的缴纳方式、计量办法、违约责任等完全可交给双方当事人协商确立。值得注意的是供电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应按照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定来对待,并不属于强制缔约的范畴。供水、供气、供热力参照执行收到同样的效果。本文开篇案例的裁判要旨来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该保护,但是承租人要求仲裁委裁定其与出租人订立契约的请求实际上是意图剥夺出租人关于合同内容的自治,也是直接对第三人契约自由的损害,因此裁判中并未支持这样的主张。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义务教育的强制缔约,医疗救助的强制缔约,对弱者救济的强制缔约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仅限制民事主体是否订立契约及与谁订立契约,而对契约的内容法律没有直接干预,且均能够达到强制缔约的目的。包括特殊时期的强制缔约,国家也充分保障了民事主体关于合同内容的意思自治。《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均以“合理”为标准,赋予了负有发出邀约义务的当事人与负有承诺义务的当事人一定的自治权利。法律对合同内容为民事主体留足自治空间即是民法可以容忍的范围,此类强制缔约才不会背离民法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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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延安市委党校  李龙    刘杰

责任编辑:王永红